本文摘要:
“我回国后与当时的全国冠军交手,打了他个15:0、15:6。”被誉为新中国羽毛球事业“拓荒者”的王文教回忆道。差距如此悬殊,深深震撼了他,这促使当时年仅20岁的他下定决心离开印尼,回到祖国,为振兴祖国的羽毛球事业贡献力量。 当今的国际羽坛,中国队乃名副其实的主角。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,百废待兴,我国的羽毛球水平也处于起步阶段。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1933年出生于印尼,上世纪50年代初是印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。“我回国后与当时的全国冠军交手,打了他个15:0、15:6。”被誉为新中国羽毛球事业“拓荒者”的王文教回忆道。差距如此悬殊,深深震撼了他,这促使当时年仅20岁的他下定决心离开印尼,回到祖国,为振兴祖国的羽毛球事业贡献力量。
当今的国际羽坛,中国队乃名副其实的主角。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,百废待兴,我国的羽毛球水平也处于起步阶段。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1933年出生于印尼,上世纪50年代初是印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。
1953年,王文教随印尼体育观摩团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,正是这次比赛,让他意识到了中国羽球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巨大差距。运动会结束后,王文教又随团赴沈阳、上海等多地参观,看到祖国上下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,离开印尼、回归祖国的想法也悄悄地在他的心里生根、发芽。可这又谈何容易!回国,意味着不仅要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,而且要与生活在印尼的亲人们分别。
“我妈妈不同意,她说,你要回去受苦。我跟她讲现在有变化,新中国跟旧中国不一样,我母亲不信,结果我还是要回来。
”1954年,王文教不顾印尼方面的阻拦和家人的反对,与搭档陈福寿等华侨青年一起,踏上了归国的旅程。为此,他们毅然签下了“永不回印尼”的保证书。这一决定,不仅改变了王文教的命运,也让中国羽毛球迎来了加速发展的春天。
回国之后,国家体委以王文教、陈福寿等为主,在中央体育学院成立羽毛球班,王文教担任教练和队长。训练设施的不足和物质匮乏,起初让王文教有些不适应。当时北京没有合适的场地,他就带着队员们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。
由于营养不够,王文教的腿部出现了浮肿。“回来的时候需要粮票,没有粮票买不到东西。
后来我妈妈知道我出现了浮肿,就寄了好多吃的给我。”王文教说,“当时我一回来,有6个月试用期,试用期间只有17块人民币,伙食费还要交9块,只剩下8块钱,后来我的自行车也都卖掉了。但这不算什么,因为我感觉年轻人怎么样都行,因为体育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。
”1956年11月,福建省成立了我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,随后上海、广东、天津、湖南、湖北等相继建队。两年后,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,全国已有20多个省、市成立羽毛球队。这些集训队伍均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有关羽毛球训练方法(后结集成书,名为《羽毛球》)为指导刻苦训练。在此期间,全国性比赛也开始密集举行。
王文教等人带回的先进打法和理念,犹如一颗“火种”呈燎原之势,使羽毛球运动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,运动员技战术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。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,伤病缠身的王文教逐渐淡出比赛,专心当教练。
王文教曾因为“海外背景”受到冲击,被下放到农村“改造”。直到1972年初,王文教从农村被调回北京,负责组建新的国家队。王文教重新回到钟爱的羽球世界,将国家队总教练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扛在肩上。
执教二十余载,王文教培养出一大批羽球人才:杨阳、赵剑华、李永波、田秉毅……可谓桃李满天下。在其执教期内,中国羽毛球队一共获得56个单打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。
在这众多冠军中,让王文教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82年率队参加在英国举行的汤姆斯杯,那也是1981年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后首次参加该项赛事。“当时的决赛,我们第一天1:3落后印尼,第二天打他们4:1,总比分5:4反败为胜。当时很自豪,感觉到我们能够为祖国争光,很不容易,而且当时是英国女王给我们发奖,就觉得中国人非常了不起。
”两年后,中国女队又首次在尤伯杯中折桂,并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征程。毫不夸张地说,王文教,就是中国羽毛球走向辉煌的奠基人,而“人民楷模”的称号正是对其几十年来心怀祖国、辛勤付出的最好褒奖。
在得知获得这一称号后,王文教说:“感谢祖国还惦记着我,这是我没有想到的,因为我年纪都大了,已经退休了。获得国家的认可我非常激动,前几天回到福建老家,乡亲们都说家里出了只‘金凤凰’。
”如今的王文教,虽然离开国家队一线多年,但他的爱国情怀、为国争光的精神,仍激励着中国羽毛球队年轻一代,向着中国体育新的辉煌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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